纳粹的登场：民主化如何点燃现代德国民族主义

编者按：“冷战”结束后，人们信心满满地宣称促进民主的传播能带来稳定与和平，然而战火和冲突、流血和屠戮依然持续不断。卢旺达大屠杀、科索沃战争、频繁发生在印度和高加索地区的族群冲突始终刺痛着我们的神经。为什么民主化常常导致民族主义冲突?为什么有时冲突又没有发生?为什么国际社会的介入反而使冲突不断升级?

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学者之一，杰克·斯奈德在《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一书中，以曾处于历史转折点上的德国、英国、法国和塞尔维亚为案例，通过考证大量的文献资料发现，民族主义狂热和族群暴力并非源于敌意文化间的“古老仇恨”，而是由于精英阶层为维持现有统治秩序所做的冒险决定。

本书是民主化与民族主义理论领域中的经典著作。英文版出版时，正值全球民主化浪潮达到顶峰，人们普遍认为促进民主的传播可以带来和平与稳定，但本书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见解。而如今，随着“9·11”事件的爆发及新恐怖主义时代的来临，这些见解的睿智正在逐渐显露。

《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日前已由三辉图书推出了简体中文版。本文即节选自此书第三章，原标题为《民主化如何点燃现代德国民族主义》，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美] 杰克·斯奈德 著，吴强 译，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1月

魏玛德国的例子，对那些将民主、开放讨论和生机盎然的公民社会等规定为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解药的人来说，不啻为一个挑战。魏玛共和时期的德国有着所有这些要素，而好战的民族主义依然蓬勃发展。魏玛宪法建立了一个基于比例代表制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体制。高素质的自由媒体主导着魏玛德国大城市的报业市场。创纪录的志愿性政治俱乐部和公民社会组织形成了。但在1933年仍有三分之一的选票投给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这些选民被骗了吗?如果被骗，那又是如何被骗呢?

种族主义的、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最终终结了魏玛共和国，并非与政治生活无关，而恰是因为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在整个魏玛时期，大约三分之一的选民投票支持右翼的民族主义政党，其中大部分都由大商业利益和传统的保守精英所引领。魏玛晚期的经济危机让他们的大中产阶级选民确信，精英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与他们处在同一个困境之中。那一刻，小城镇的草根志愿团体的绵密网络纷纷转向支持一个民粹主义政党，这个政党看上去像是属于他们自己当中的一员，也就是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尽管他们渴望着人民主权的诉求，但是这些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还是转回支持魏玛的民主形式，毕竟，他们与魏玛共和一起经历了1918年德国的战败、西方列强所强加的《凡尔赛条约》、社会主义阶级敌人的兴起、精英保守政党对中产阶级政党政治的操控等。在魏玛民主所及之处，中产阶级的投票人被说服了，他们开始相信纳粹将创造一个新的政治系统，德国中产阶级、乡村和工人阶级等各利益集团的多血质特性合并到一个结构中，某种程度上能够表达真正德国人民或民族的集体利益。

那些投票给希特勒的中产阶级、新教徒、小城镇和乡村地区的选民，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观念按照如此方式界定他们的利益，而且为什么他们认为投给希特勒就能增进他们的利益呢?一个因素是1914年前精英民族主义迷思制造的遗产，将民族主义深深地植入了德国中产阶级意识之中。这种心态强化了两个迷思的可信度，削弱了魏玛共和、占执政地位的工人阶级政党、《凡尔赛条约》与民主强权的合作政策等这些维系魏玛共和内外条件的声誉。第一个迷思是，德国发动的世界大战是被包围的外敌强加的;第二个迷思是，德国输掉了第一次大战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在战争后方如“芒刺在背”。这种思想方法有力地强化了魏玛时期民族主义的宣传浪潮，大部分都是那些与“一战”前同样的大商业利益集团所发动。如同“一战”前的情景，工业家、大地主和保守官僚们希望民族主义可为他们提供一个良方，保证他们对中产阶级和乡村人口的领导权，对抗工人阶级，以捍卫这些精英的社会和经济特权。

此种前1914年模式的大部分都在1918年到1933年的魏玛时期得以延续，尽管德国在“一战”战败后民主化随之而来。魏玛宪法下，由选举决定谁来统治这个国家，社会民主党只是魏玛早期的一个普通政党。在德国战败和《凡尔赛条约》之间的短暂时段内，即使保守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看上去也在朝着民主的方向行进。然而，有关国际安排和对社民党人在德国战争准备中如“背后插刀”的骂战，使资产阶级精英又退回到战前的威廉式战术了。曾经的威廉体制，人民越来越寄望于狭隘的压力集团而非有着广泛基础的政党来推进自己的利益。民族主义正是那些游说团体使用的意识形态，用这种宽泛的公共利益术语来为他们的狭隘关怀正名。

这些条件滋生了中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温室气候，正适合有着娴熟草根组织技巧的纳粹加以利用。从而，除了民主的政治制度，魏玛的政治讨论受那些由害怕民主的精英们半垄断的媒体所影响，也受制于相互间不愿意交流的分化的公众。即使是被大城市大多数读者所接受的高素质的自由媒体，面对如此形变的观念市场，也难以创造出真正的公共空间。

随着“一战”德国的战败，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精英即着手为塑造德国人民的历史记忆展开与社民党人的斗争。战后不久，新的社民党政府委任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出版一批德国外交文档，揭露德国官僚们应为发起一场侵略战争承担责任。但是，社民党政府倒台之后，考茨基失去了支持，外交部的保守圈子遂转向主张控制这些有关战争罪责的出版。

于是，一个巨大的史学官僚机构建立了，在“爱国主义”编辑的控制下，系统性地选择并公然伪造文件为威廉二世洗白。结果，这个官僚机构出版的德国官方文件要比其他的“一战”参战国家出版的类似文件广泛得多。这一官方编撰的历史就成了包括美国在内学术研究的标准来源，跟德国境内的宣传文章和教科书的依据并无差别。外交部长(也是后来的首相)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甚至亲自参与这一计划，他觉得对德国战争原罪的历史性揭露“会让我的整个洛迦诺政策(指重建德国国际地位)破产”。只有很少几个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如汉斯·德尔布吕克和弗里德里希·梅涅克，在不经意间道出真相，但即使他们也有意掩盖了一些德国侵略的证据。梅涅克对魏玛民主不愠不火的态度很能代表德国历史学家的特质：“民主基本上不适合我们，”他说，“我们成为民主派是因为……别无他途保存人民团结和……贵族价值。”同时，左派的历史学家艾克特·克尔，孜孜以求挖掘帝国“钢铁—黑麦”联盟的史实，却一直不能获得学术地位，31岁时死于贫困。

而战争结局同样被迷思化。在帝国议会作证时，冯·兴登堡元帅对调查战败原因的委员会说，英勇的德国军官团被和平主义者和社民党人“从背后袭击了”。他指控那些人接受了俄国人的金钱，故意中伤部队，在家门口煽动革命。兴登堡没有被交叉询问过，这个委员会的发现也并不支持兴登堡的观点，都被盖上“秘密”的印戳。历史学家现在同意，所谓“不可战胜的军队”的保守画面在家门口被诬蔑其实并无根据：山地战一连串的失利后，德国士兵发动的最后一次攻击结束了战争。

德国的保守出版商有一套美化和散播这类美化战争的民族主义迷思的系统计划。他们共同围绕着“地缘政治”的概念作文章，用这个战略原则为征服提供一个貌似科学的解释。类似地，他们还为主张种族净化和经济自足的理论家提供补贴。出版商们对这些新的、种族的、右翼意识形态的同情勾画出一个行动议程，包括为作者提出选题建议、为专门主题的论文提供奖金、赞助俱乐部和学校、资助种族主义研究协会等。找到最有效率的出版人来普及这些观念后，新右翼的出版社创造了一个大众读者群，形成一个观念的边缘运动。他们的战争小说卖了30万本，连反犹和反凡尔赛的小册子也能卖出10万本。那些蜂拥进纳粹冲锋队的年轻德国人，是从这些小说当中得到他们的战争印象，而不是从实际的战壕经验中。欧根·迪特里希和其他的此类文学出版商都获得了荣誉学位，而激进右翼也一并获得合法性。

一旦集结，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就经由克虏伯钢铁董事会战时主席以及魏玛时期的德国民族人民党主席阿尔弗雷德·胡根伯格所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和电报散播开来，奠定了大众基础。胡根伯格企业的影响力使他控制了德国半数的出版，包括几乎所有的右翼民族主义报纸。即使如此，胡根伯格也难以阻止中产阶级选民从他的政党滑向纳粹，最后只好在1931年与希特勒结盟，并在1933年加入希特勒的政府。“不谈胡根伯格的媒体控制毁灭了魏玛共和，”历史学家莫德里斯·艾克斯坦因说，“人们就可以说，在德国公共社会中移植民主、共和等观念会临多大的障碍”。

到1932年，右翼报纸攻城掠地，占领了德国3000万订户的38%。相形之下，左翼和民主媒体只有28%，无党派报纸占24%，天主教媒体为10%。共产党和社民党的报纸则“差不多完全由单调的党内新闻和对反对者的论战式攻击言论构成”，只有那些党的信徒才会阅读。社会民主党的官僚们，则牢牢锁住其核心的工人阶级成员，消灭了哪怕一丁点试图扩大党报读者群的努力，拒绝任何一般性报道。结果，社会党工人们通常必须从自由派或者无党派的报纸中获取新闻。纳粹报纸的读者圈子则小得多，即使到1930年支持纳粹的投票增加了九倍，纳粹报纸的读者群仍然只有10万。这意味着，很多支持纳粹的投票人继续阅读自由派或者主流的民族主义报纸。巴登地区的自由派报纸编辑，例如，估计他的读者约80%将选票投给了纳粹，对他而言这就是保持沉默的经济激励。

在主要的城市区域，最为大众化的自由派日报，常常是犹太人所拥有的，阅读人群的分布横跨社会阶级和政治观念的广泛范围。这些喜闻乐见的报纸读起来轻松，价格低廉，有体育新闻和娱乐版，提供相对客观的新闻报道。他们虽然缺乏胡根伯格的雄厚资本，但是在其民族主义竞争对手的怀疑目光中，他们已经强大到足以操纵公众。尽管担心对已经异质化的读者和保守的广告客户来说过于意识形态化，自由媒体还是找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进步政治路线，大大活跃了报纸也刺激了报纸的销路。而且，自由报纸采纳了美国风格的新闻信条和座右铭：“将新闻与观点分开”，以及“第一个拿到但要正确”。理论上，这是德国公共空间最好的时期。但事实上，一个将分隔的德国公众统一起来进行单一话题讨论的公共空间并不存在。虽然城市工人和纳粹都阅读自由派报纸以了解地方事件和活动的新闻，但是没有哪类人群在真实对话中相互接触。艾克斯坦因提到：“德国政治的强烈派系主义也被带到了媒体里面，很大比例的报纸都只完全报道一个具体、狭隘的社会团体。”德国那时的报纸数量是英国同期的两倍，这些媒体的个别化剪裁充分反映了“地区性和地方忠诚、文化和宗教等方面根深蒂固的分化”，以及“政治的碎片化”。结果之一，媒体“并未成为政治进程中的一个独立要素;媒体也未主动核查政府和行政当局以及政党的良心”。反而，这些报纸变成了“特定利益的手段，作为局部宣传的方法和灌输成见的工具”。即使是非党派的大众媒体，在大众讨论和评估方面也弱不堪用，从而在事实上帮忙维持现状。

在需求一方，观念市场被分隔为互不交流的片段，并被深深嵌入在魏玛的社会结构中。无数的合唱团、饮酒俱乐部、老兵协会等，把有着不同等级和财富的城镇中产居民汇聚到一起，但几乎没有什么志愿组织联结起工人和中产阶级。居住和文化模式则强化了这些分化。结果，不同市场片段的观念和讨论各在不同轨道。在魏玛已然巴尔干化的政治内，纳粹能够联合民族主义阵营，然后增加十倍的选票而赢得总理职位，尽管他们的观点对工人和自由派来说几乎毫无说服力。同样，迪特里希美化战争的畅销小说在分隔的市场创造销售纪录的同时，雷马克的经典反战小说《西线无战事》，也在它的市场空间里成为畅销书。如艾克斯坦因所评论的，自由出版商“仍然以为在一个工业化的多元社会里，抵达真相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开放市场内部的自由和高尚的观点竞争。但是开放市场并不存在”。

纳粹成功的关键不是因为在开放讨论领域里的游说有多么出色，而是全赖于其口头功夫穿透了分隔的市场，以及讨好中产阶级和小城镇的目标人群的风格塑造。纳粹的宣传内容和其他民族主义团体并无什么不同。所有这些团体体现了伊安·克尔肖所概括的“恐惧、愤恨和偏见的融合物，加倍了对更好未来的模糊憧憬”。纳粹的信条只对纳粹活动分子自己有效，但对他们的听众来说无关紧要。

对外政策学说在纳粹的成功中至多只扮演了一个背景角色。他们所挑拨的中产阶级怨恨，更多地聚焦在资产阶级政党所偏爱的重工业之上，而非《凡尔赛条约》，或者争取“生存空间”的领土征服学说，或者纳粹的种族主义学说。在他们获得最大选举胜利的时期，纳粹党为其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踩下刹车，还取消了希特勒第二本好战著作的出版。对魏玛晚期的中产阶级选民来说，民族主义更多意味着一个民粹的、反社会主义的国内政治议程，而非军事化的外交政策。从很多支持纳粹的投票者的视角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希特勒上台之后一个未曾想到的副产品。

纳粹特别善于把他们的广泛观念和有关中产阶级的狭隘经济利益，与乡村选民所争吵的补贴、减税，以及对通涨和市场不确定度的政府保护等问题结合起来。就像其他右翼民族主义团体，纳粹严重依赖散发传单进行宣传。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传单专门针对特定的职业群体。如戴维·布莱克本所说，“结合专门经验和利益的话，各种哗众取宠方式便很有效”。大资产阶级政党也采取了这种策略，试图反制那些小型的、议题专门化的政党，后者攻击传统政党和魏玛体制整体上是将中产阶级利益出卖给大商业和大劳动(团体)。甚至乡村农妇也组织成民族主义压力团体，因为她们认识到这是魏玛晚期的自我鼓噪政治中被听到的唯一途径。

而纳粹煽动店主、职员和小农场主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利用政治俱乐部进行有效的面对面宣传。如此情境下，由大商人和律师们垄断领导权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现存政党在吸引年轻选民方面失败了，他们更偏爱纳粹有力的讲话和决断性行动。老的地方精英们，比如东部德国的地主，则继续使用右翼民粹主义主张来扩大支持，对抗劳工和政府政策，但是渐渐地纳粹却从这种动员方式中大大受益。由于现有制度因经济危机而失信于民，纳粹便通过保证在与更大的民族利益兼容的同时增进他们狭隘、自私的利益，而取信于那些中产阶级和乡村选民。